基隆中學F-man事件/HAYDEN
最近從由田村志津枝著玉山社出版,汪平/林雅婷譯之「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書中的基隆中學F-man事件篇,筆者讀後節錄編寫如下,提供台灣人多瞭解日治時期殖民地台灣所受的迫害和歧視。文中若有侵權行為,請即刻告知立即刪文下架,以示尊重原著作者的權益。

即使到現在,一些台灣人在提及日本殖民地時代,日本憲兵和取締思想忠貞問題的特高警察,在進行審訊時的情況,都經常提到「盜井的故事」。

當警察問「你偷了水井吧?」這時據說都要回答「是的,我偷了。」這個故事包含兩種意思,水井根本是不可能被抱走的東西,但是人們在嚴刑拷打下只能恐懼地回答「是」。另一種意思是其實明知子虛烏有,什麼也問不出來,但日本警察仍向台灣人耍弄權威取樂的嘲諷。不管是哪一種,可以確定的是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是依靠強大的警察權力在維持著。

日中戰爭開始的1937年(昭和12年)是羅海盛和李洛書上中學的那一年。由於殖民地政府(台灣總督府)害怕台灣人和中國人統一步調,因此竭力把台灣人的文化及生活習慣加以日本化。從廢除報紙的漢文專欄、變更姓名等開始,日本化運動甚至擴及到對台灣人的精神改造。

台灣人賴以信仰的神像和寺廟被拆毀,而強制以參拜神社替代。中國農曆的過年活動亦遭禁止,高壓手段甚至延伸到民間藝能活動,例如歌仔戲、布袋戲等傳統戲劇要為帝國做宣傳,戲碼要能夠喚起昂揚的戰鬥意志。羅海盛的父親是屬於基隆市高砂劇場的擇勝社歌仔戲團的演員,一直配合皇民奉公會的指導參演數齣的愛國勇敢獻生的戲碼演出。不過因為某次的抗日事件,憲兵隊挨家挨戶四處進行搜查。羅海盛家屋簷下放著演戲用的獅頭和大刀,過去一直就放在那裡,但這下却被強行指認為是武器,他父親被憲兵隊帶走,拷問和監禁了很久,直到身體衰弱才被釋放,之後不久就死去了。據說這是戰爭快要結束時的事。而被強迫徵召去當志願兵的羅海盛,在日本熊本迎接戰爭結束回到家時,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

瑞芳位於基隆河上流,是從基隆中學所在地八堵站通過分叉點朝宜蘭方向的宜蘭沿線上,是那一帶煤礦區的煤炭集散地。而且要去有產金鑛的九份和金瓜石的客運車,也是從這裡發車的,鎮上充滿了活力。

正就讀基隆中學快要畢業的李洛書,很熟悉瑞芳的俱樂部和咖啡館,此次就由他安排第十一期生的餞別會。李洛書是瑞芳礦主李建興的姪子。

李建興在日中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年,1940年(昭和15年)被逮捕入獄。根據〔台灣近代名人誌〕記載,由於他對<日中戰爭>以來,開始強制推行的要把台灣人同化成日本人的皇民化運動沒有協力合作,而被扣上意圖顛覆的罪名。以秘密結社反叛日本帝國,從事幫助中國軍事活動為理由,逮捕他連同兄弟和職場員工總計共二百多人刑求逼供,此事件亦牽連到九份和金瓜石的金鑛區,單是金瓜石地區被牽連冤死的就有五十多人,世稱「五二七瑞芳事件」或是「五二七瑞芳思想案」。

根據現在還在流傳的傳言,說是當時有人密報,在製造礦場所需的車輛和轉軸等工具的鐵工廠,有人在秘密製造武器。此外,亦有人說是因為有位日本警察署長的情人投靠了李建興,所以日本人要報仇雪恨。發生這起事件時,李洛書的父親即李建興的三弟李建炎也遭到逮捕。李建興被處十二年徒刑,李建炎和七十多名職員在獄中被拷打刑求而慘死。這是李洛書就讀基隆中學四年級時發生的事。

「李洛書的父親被憲兵拷打殺害的時候,真是可憐得讓人不忍。但這些事情他絕對不敢講出來,因為怕禍及自己。從那事件後,李洛書開始不愛讀書,只顧跟女生玩。也許因為有李洛書在,我們一直被警察盯住。」同住在宜蘭線上的潘堯輝說。

瑞芳的餞別會是在1941年12月前後辦的,是全套台灣菜,大家鬧得不亦樂乎。唱流行歌、喝烈酒和啤酒,雖然只是如此,但確實很開心,李洛書喝得不省人事。「我們隨意說著話,一直陪到最後,我們只能看著李洛書喝醉。」也住在宜蘭線的黃春桂說。當初要辦餞別會時,根本沒有想過要排擠日本同學,而只是邀請了性情相合的人,不過結果只有台灣同學來參加。

在當做畢業紀念的〔簽名簿〕上,除了鍾文讚寫的「F-man萬歲」以及經常被當做把柄的「血比水濃」、「熱血喚起熱血」以外,大多是一些沒什麼特別意義的文字。黃春桂寫的是「少年!你要偉大。」潘堯輝是「Art is long , Life is short .」(藝術永恆,生命短暫)。劉雅修是「永恆的友情」。由於有很多不是特別的句子,所以很多人想不起來。現在還住在基隆的羅海盛,則在呂燕卿遞過來的簽名簿上用鋼筆畫了一幅茶花女,是個大眼睛、長睫毛的美女。

「他們要誣陷你,就什麼事都能套得上,就連簽名簿的事也是這樣。由於日本老師本身就帶有差別感,所以事情才會鬧到那個地步。否則,因日本學生愛國心做祟,懐疑F-man萬歲是指台灣人萬歲而鬧過一陣子後也會煙消雲散的。再調皮的學生能做出什麼事呢?這是老師應該能判斷的事,而不致於後來衍變成思想案件。」羅海盛不改表情回憶著說。

因著偶然機緣而成為基隆中學第十一期生的二十幾個台灣學生,在1942年(昭和17年)二月,因為簽名簿之事其中五個被幾個同期的日本學生在教室裡毆打後,又被逮捕拘留一周後穫釋。在這二十幾個台灣學生中稍稍問了一下,就有兩個人的父親被殺害。原因都是由於有人告密,被憲兵隊逮捕,結果拷問至死。

在那樣的高壓統治的時勢下,對日本人來說不過是個笑話般的「F-man事件」,但對台灣學生來說却是有多麼地恐怖!有人終其一生恐懼不安,甚至基隆中學畢業後去中國讀大學,至今一直定居中國,期間也曾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但他說中學時代的這個事件,每當稍稍想起,心頭就像黑雲壓境般地不愉快,因此,他努力把這些鎖在記憶的深處,不想再回想這樣小題大做的事情。
附註:本文引用http://blog.udn.com/trucksbody/3225097